从中学政治课就知道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特征主要有：物质的极大丰富；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公民拥有高度的政治权利并具备高度的社会公德，等等。在共产主义社会， 人们完全不为衣食发愁，也不用挖空心思去想如何发财当大款。根据马克思的描述，那时人们 “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黄昏放牧，饭后批判”。 这幅美景实在让人憧憬万分，垂涎三尺（至少每个月不止半斤猪肉）。因此人们有充分的动力要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跑得太急了，不慎摔得鼻青脸肿。痛定思痛之后，有识之士又非常明智地 把当前社会状态重新定位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早已是资本 主义的最后阶段的西方帝国主义又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所以实现共产主义还是任重道远。

不过对共产主义绝对不能悲观，应该看到共产主义的萌芽是随处可见的，就象几千年前就有原始 共产主义的形态存在一样，在如今的软件行业更是有共产主义的光辉在闪耀。在计算机发展的 早期，程序是作为计算机的附属品免费赠送的，同时程序也作为一种“礼品”在程序员之间 交换、切磋（似乎类似原始共产主义）。后来，软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出现，并带来了巨大 的商业利益，因此私有化出现了，并不可避免地很快走向了垄断（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 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是顽强存在的，人们对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阻挡的。终于，Richard Stallman 发起GNU项目，创立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掀起了一场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 运动? 软件应该自由获取、自由修改的理念与实践，为软件帝国主义敲响了“伤钟”（还不是丧钟）。

Linux（或更确切的说是GNU/Linux，就象Stallman反复强调的一样）的成功，是自由软件的一个 里程碑，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也许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不必赘述。这里只说它给软件开发带来 的一种新的实践。在它之前其他的GNU软件，大多是由较固定的开发组开发出来的。而Linux 则是利用了网络的优势，由众多的程序员合作开发出来的，相对于以前的“封闭式”而言， 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开发过程。其最大的优点就是集中了非常多的程序员的智慧，特别是在 发现和排除程序的缺陷方面。因为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何况是成千上万双贼亮的眼睛在盯着。 Eric Richmond 的经典文章“教堂与集市（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十分精彩地描述 了这一模式。

如果说自由软件运动主要还是在技术圈子进行，那么九十年代末Richmond等人提出“开放源码” 则是把自由软件的理念推向了商界。所谓的“开放源码”企业采用了不同传统的软件公司的商业 模式，它们的盈利不是通过出售软件本身，而是通过对软件提供技术服务，或是通过对软件进行 一些修改，或是在上面作一些额外的开发以适应客户的特殊的需要。

开放源码的概念和商业模式在软件行业取得成功的同时，一场争论也在自由软件和开放源码中 展开。有趣的是，双方都从语言上指出对方的用词不够准确，容易造成歧义。首先，“Free software” 中，free除“自由”外，也有“免费”之意，“free software”极易给人理解成免费软件。 Stallman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反复强调“free”是“free speech”之“free”，而非“free bear” 之“free”。反过来，Stallman指出“open source”容易被人误解成用户可以得到源码， 却并没有明确宣示软件的自由精神。Stallman更著文特别提出要警惕有些所谓的“开放源码”公司挂 羊头卖狗肉，明修开源的栈道，却暗度垄断的陈仓。开放源码这边却认为自由软件鼓吹者 强调自由理念固然正确，可是在实际操作和市场运作上却有所欠缺，所以开放源码方是把自己 定位于将自由软件推向商界的一项市场营销策略（marketing strategy）。但不管怎样，双方都 认为他们是在同一个阵营里面。只是自由软件者强调自由精神，而开放源码者则致力于市场运作， 试图把无私的软件共产主义理念在贪婪的软件资本主义世界中发扬光大。对广大用户来说，如果 决定使用开放源码软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清楚该软件的许可（license）。

不管如何，总会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具备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或是吃饱了没事干的）程序员在辛勤工作， 让广大用户们有更多的选择。列宁同志曾经预言共产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实现，前景如何，在下 不敢妄议，只是共产主义的曙光倒似乎可以在一个行业首先出现，如软件行业。